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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糖业大王”黄仲涵

2018年4月10日

三宝垄是盛产富商与风云人物的地方。在上世纪20年代,三宝垄出了个富可敌国的“糖业大王”黄仲涵。

黄仲涵,字泰源,祖籍福建同安县,1866年出生于三宝垄,是华商黄志信的第二个儿子。他天赋异秉,深受父亲钟爱。7岁时,黄志信将黄仲涵带回家乡学习中文,了解祖国家乡的风貌;黄志信还亲自教导,让仲涵从小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回到印尼后,黄志信特地请教师教授英语、荷兰语和印尼当地语言。为了让黄仲涵有实战经验,黄志信令他在店里学习,希望将来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可是少年时代的黄仲涵却很顽皮,常常违抗严命,不听父亲教诲。有一天,黄仲涵又违抗父命,黄志信盛怒之下把他逐出家门。黄仲涵不得已跑到大觉寺去栖身。过了好久,家人才把他找回来。从此,他的态度翻然悔改,一切皆从父亲的意旨。

经过父亲的悉心教养和刻意雕琢,黄仲涵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成长起来,成为父亲的一个得力助手。他和父亲一样,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黄仲涵看到荷兰人在东印度拓荒创业,自谓“彼欧洲碧眼儿,世界横绝之创举,经营西半球新大陆。至于东方世界,我亚洲之中华民族,黄唐之苗裔,四亿优秀之人民,有为者亦若是。”

1884年,黄仲涵18岁时,因父亲的关系结识了爪哇中部颇有权势的梭罗王。一表人才的他很快得到梭罗王的赏识,竟将当时许多华商所角逐的鸦片专卖权,给了黄仲涵。于是这个仅有18岁的少年,就在社会上显露头角,为人注目,也让他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他材高智深,勤奋钻研,业务精通,他的才干得到荷印当局的器重。1885年,他被荷兰殖民政府任命为“雷珍兰”(管理侨民事务的初级职务),不久便升为“甲必丹”,相当于管理华侨事务的中级官员,后来更升职为“玛腰”,成为高级官员,专理华侨事务。

1890年,黄仲涵从父亲黄志信手中接过建源公司后,于1893年改组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也称黄仲涵总公司),并且逐步扩大经营范围。1901年,黄志信逝世,黄仲涵分得遗产300余万盾。这笔遗产对于有雄才大略的青年,大有帮助。黄仲涵早就看中中爪哇的糖产,认为在世界市场上很有前途。中爪哇地势得天独厚,气候最适宜种植甘蔗,而爪哇糖产才占世界份额的12%。黄仲涵以前瞻的眼光,将遗产全部投资于糖业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黄仲涵在爪哇已拥有两间大规模的糖厂,每个工厂工人达六七千人。其时他的财富已超过三四千万盾。

随着事业的发展,黄仲涵的建源公司经营的范围很广,涉及工业、金融、保险、交通运输及房地产业。为了方便,这里集中在一起叙述。

1.蔗糖生产:1894年,黄仲涵在帕基斯购买了一家糖厂。不久又连续购买或接办里约阿贡糖厂、克列贝特糖厂、丹卡尔郎径糖厂、波奈糖厂。这5家糖厂的面积为7082公顷(17500英亩),总投资约1000万荷兰盾。其年产量分别是:帕基斯13000吨、里约阿贡35000吨、丹卡尔郎径20500吨、克列贝克21000吨。里约阿贡糖厂是印尼最先电气化的工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碳化”糖厂。从1910年至1914年,建源公司每年平均出口糖15万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战争影响,出口量下降至6万吨。1919年至1925年间又增至年出口7万吨。战后由于欧洲等地砂糖短缺,需求量大,糖价由1913年的每百公斤11盾6角5仙涨至1920年的53盾4角5仙。因此建源公司获得巨大利润。1923年,全荷印有糖厂173间,其中华侨办的有13间。黄仲涵的5间糖厂共产糖86万担,占华侨糖业总产量的57%。1926年至1933年间,每年平均出口增至33万吨。故黄仲涵又有“爪哇糖王”之称。

2.木薯粉厂:1918年,建源公司又在克列贝特创建了一家木薯粉厂,兼生产酒精,厂址占地为2000公顷(约5250英亩),连同种植园共有33万亩,年产量达27万担。他拥有工人3700人,是东南亚最大的一家木薯粉厂,产品远销欧美各地。

3.多元化贸易:建源公司除了经营糖及木薯粉外,还经营橡胶、咖啡、木棉、木薯干、胡椒、玉米、花生、蓖麻子、香茅油等出口贸易,进口商品有大米、麻袋和化肥。

4.建立庞大的商业网络:为适应贸易的需要,建源公司先后在荷印的雅加达、泗水、井里汶、日惹、梭罗、楠榜、锡江、万鸦佬、万隆、玛琅、棉兰、坤甸等地设立分行或办事处,同时在荷兰的鹿特丹和英国的伦敦(1910年)、新加坡(1914年)、马来亚的怡保和槟城等地设立分行和办事处,并以伦敦和新加坡为贸易中心。1910--1911年到1915年的五年间,伦敦分行销售了72.5万吨蔗糖,平均每年出售14.5万吨。最高峰时1911--1912年,销售了20万吨。                                                            

5.银行:1906年,黄仲涵创办了“黄仲涵联合银行有限公司”,这是印尼华人资本的第一家银行。他拥有最大的股份,其余少数股份为其家族或高级职员所有。该行最初注册资本为400万盾。总行设在三宝垄,泗水设有分行,最初其活动仅限于发放商业贷款和抵押贷款。后来发展到营业项目有商业票据贴现,票据与汇票的买卖,动产与不动产的抵押贷款,金银保管,存款,扶持华侨工商业的贷款等。黄仲涵亲自担任董事长。1924年他去世后,由其子黄宗宣与黄宗孝先后任董事长和总经理。1942年日军占领印尼前夕停止营业。

6.交通运输业:1911年,黄仲涵在新加坡创办了协荣茂轮船公司,购有3000吨级的轮船“南荣”、“万丰隆”、“极乐谷”、“强盛”、“强安”等,川行于印尼及新加坡、马来亚各地。后来又经营顺美轮船公司,增加“顺安”、“万宝源”等9艘轮船,成为荷印华侨航运业的一支主要力量。1928年建立中爪哇码头仓库公司,在三宝垄、泗水及东爪哇、中爪哇各主要港口经营码头仓库业务。

7.种植业:为供应糖厂、薯粉厂生产原料,黄仲涵购置了甘蔗、薯类种植园,其中有蔗园100万亩,形成工业、农业和商业相结合的联合企业,自产自销,不经过他人从中渔利的中间环节。此外,又经营茶、咖啡等种植园。

8.鸦片承包业:黄仲涵从1890年至1903年在三宝垄、梭罗、日惹和泗水四个州当鸦片承包商,获得净利1800万盾。

黄仲涵的事业青云直上,不到10年时间,他的糖厂年产量已超过15万吨。正当他一帆风顺迅速发展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和荷兰政府将本国的船只都征调回国运送战争物资。这样一来,爪哇的航运秩序便被彻底打乱,三宝垄海口码头上,华商的货物堆积如山,茫茫海面上却看不见一艘货船。

蔗糖无法运出,爪哇的糖商们纷纷降价倾销,一时糖价大跌。作为爪哇最大的出口企业,建源公司的损失更是惨重。眼看着大厦摇摇欲坠,黄仲涵心急如焚,与三宝垄中华商会部分董事郑俊怀、郑百鸿、王振煌、陈大福、周炳喜、薛锐求、郭春秧、魏永煌、魏嘉禾等和各糖商商号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一个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为100万盾,除各糖商认股外,亦可向外招股,他们还商讨了糖业公司组织法及维持糖价等事宜。

然而,当时的荷印殖民统治者对华商企业有许多限制,从各方面予以刁难,荷兰小公银行更是落井下石,趁机提出许多令人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黄仲涵放弃了对殖民政府的幻想,转而召集各路糖商,连续开了十多次同行业会议,群策群力,终于找到克服航运停滞的办法,渡过了难关。

在荷印,黄仲涵是最先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印尼华侨。他早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要发展事业,人才是根本。建源公司的各个重要部门,都选用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很高业务水平的人才担当领导职务。他既不排斥从欧美各国聘请技术人员来参与管理,更重视华侨专业人员的培训。他从自己的公司里挑选优秀的青年,千里迢迢送到欧洲各国去学习,也让他们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有人说他是个数典忘祖的“洋奴”,可他并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他的糖厂是印尼最先使用电气设备和流水作业法的,由于敏锐地接受新事物新观念,使得他在与荷兰、日本的糖业竞争中独占鳌头,创建了一代繁荣辉煌。蔡东昌在《黄仲涵总公司一百年》一书中说:“最令人惊奇的,在一百多年前,一个刚来乍到的中国移民竟然有创建以法律为基础的现代化企业形式的企业的想法,而且有主见地推举名叫洪泰隆的家族以外的人担任经理,而不是推举自己或其家族成员的某个人担任该职。建源(以及后来其整个集团)始终保持这个特点,而这是它得以长寿的原因。”

黄仲涵幼年受到父亲的良好教育,血液里就传承了父亲热爱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有一次,黄仲涵路经巴城(雅加达),想要住进一家荷兰人开设的旅馆,但是因为种族歧视而被拒之门外。黄仲涵愤慨之余斥资买下该旅馆的大部分股份,在股东大会上,他历数旅馆种族歧视的行为,并解雇了有此类言行的负责人及职员。清理工作结束后,黄仲涵即将股份卖出,这一壮举实乃大快人心,大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黄仲涵思想开明并勇于接受新知。清末,海外华侨多遵守清代制度,蓄辫发,穿中国衣履。1904年,黄仲涵以“玛腰”身份,正式向印尼的荷兰总督提出允许华人穿西装,剪辫子的申请,并第一个带头剪掉辫子。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以“轩辕后人”的名义,寄送5万荷盾给革命军。1915年蔡锷在云南发起护法运动,黄仲涵又捐寄2.5万盾支援蔡锷。国民政府为表彰其爱国之举,先后授与他一、二等爱国勋章。黄仲涵还热心华侨教育事业,1916年,三宝垅的“华英中学”创办时,他是该校的创办人和主要投资者。1918年,黄仲涵移居新加坡,先后为新加坡闽侨创办的“道南学堂”捐建三层高的校舍,捐赠新加坡华侨中学10万币用于兴建一座大礼堂,命名为“黄仲涵纪念堂”,他还曾献出80英亩地用于兴建印尼的武吉知马华侨中学。

黄仲涵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兴盛发展,早已引起荷印殖民政府的垂涎。1921年,荷印政府以要黄仲涵缴纳3,500万盾“战争税”及“双重收入税”为由,企图扼杀建源有限公司,同时又企图以7,000万盾的价格收购其企业。

黄仲涵对于荷印殖民政府的无理要求予以拒绝,愤而离开印尼移居新加坡。1924年7月,黄仲涵病逝于新加坡,终年58岁。其遗体由“强盛号”轮船运至印尼三宝垅,和其父亲安葬在一起。他的女儿黄慧兰(顾维钧夫人)专程从北京回三宝垄送殡。民国总统曹锟和北京外交部赠送了挽轴。中国驻巴达维亚总领事欧阳祺也参加送殡。送殡队伍没有奏乐和敲锣打鼓,队伍非常肃静。这次丧礼是荷印华人富人中最朴素的一次丧礼。这是黄仲涵临终前的嘱咐,不赞成在丧礼中敲击乐器。

黄仲涵前后共娶了8个妻子,生了26个子女(13男、13女)。黄仲涵在世时,效法其父黄志信,在众多子女中,挑选了他认为有才干、能继承黄氏家族事业的两个儿子黄宗宣和黄宗孝加以蓄意培养,作为他事业的接班人。黄仲涵立下遗嘱,把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产业交给黄宗宣、黄宗孝、黄宗节、黄宗燕、黄宗翼、黄宗诒、黄宗谋、黄宗雄8个儿子继承经营。黄仲涵去世时,最小的儿子黄宗才尚未出世,待他长大后,其兄长也培养他参加公司的经营。对其他的子女,黄仲涵另立遗嘱,分别分给他们一定的遗产,但不许他们插手建源公司的业务。过去有不少史料说,黄仲涵去世后,其事业由“长子”黄宗孝继承主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据原三宝垅建源公司经理李金宏说:“当黄仲涵去世时,他没有向荷印政府对华人采取的法律屈服。他也没有被统治新加坡的英国法律所束缚。他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立下遗嘱,把他的产业分给他的8个妻子所生的26个子女中的9个儿子来继承。”

黄仲涵逝世后,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即由黄宗宣(25岁)和黄宗孝(19岁)两人主持经营。不过在公司面临困境之际,黄宗宣主动退出家族企业,打击了家族信心。更致命的是,1950年,家族企业的掌舵人黄宗孝因心脏病突发病逝,时年仅45岁。此时,黄氏家族尽管家大业大,却无人能扛起整个家族的重任,导致家族成员分崩离析,各自为王,犹如春秋战国之状态。1961年7月10日,印度尼西亚三宝垄经济法庭以“偷漏重税”、“违反经济法令”为由,没收了黄仲涵财团在印度尼西亚的全部财产。

这个光耀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黄氏家族企业从此便销声匿迹。虽然在印尼以外其它各地还有黄氏后人经营的“建源私人有限公司”,却终究难以再成气候。黄仲涵当年盛极一时的事业只有在旧报刊和三宝垄的史志中才能看见了。

 

                                                   郑来发(中国)

                                      (作者系福建华侨历史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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