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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岛华人史迹)印尼侨领汪大均

2018年10月4日

汪大均,祖籍台湾省,1914年,出生于福建漳州市一个名门望族家庭。父亲汪春源是台湾最后一批进士之一,参与了“公车上书”,反对签订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又曾在江西、福建等地出任知县,为官清正廉洁,深受百姓爱戴。在汪大均幼小的心灵里,父亲的优秀品德,深深烙印在他心底。

1923年9岁的汪大均失去了父亲。1927年,长兄汪受田先生携全家从印尼回到漳州,就送汪均田到集美学校读中学,后来,他考上了集美商业学校。毕业后,汪大均先到一家公司当职员。没过多久,他就辞了职,渡海涉洋远赴印尼投奔四姐。

汪大均到了印尼后,先是在爪哇井里汶近郊一家小学任教,在18岁时,他担任小学校长一职。在此期间,他一直希望有机会时回国,一圆读大学之梦。因此他一边教书一边存钱,存的钱一部分汇回国给母亲外,一部分攒学费。

1937年,汪大均终于回国,经作家许地山先生介绍,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但到北京后,刚好发生芦沟桥事变事件,日本侵略中国,学校关闭,已无书可读。他只得返回厦门鼓浪屿。其时全家人都到龙溪县避难去了,只见到在内厝沃留守的大侄儿慕常。

大学上不成了,汪大均再次出国到新加坡,在《南洋商报》求得一职,协助著名作家胡愈之工作,同时在此与知名新闻文化界人士王纪元先生一起工作并积极投身于抗日宣传运动。1941年,他在《南洋商报》发表了《南太平洋战争与荷印》、《从数目字看马华七七签名运动》等18篇政论文章。

日本南侵新加坡后,汪大均又回到印尼,在雅加达新华学校任教,并担任训育主任。他和广大师生积极投入支持祖国人民抗日斗争。汪大均发动师生向抗日前线战士寄慰问信,组织“钱箱队”到街头卖花募捐支持抗战。1942年2月,日本占领印尼后,汪大均因为宣传抗日而被日军列入通缉名单,汪大均与新华学校的一些教师疏散到万隆牙律芝加漳避难,种菜养鸡维持生活,而且还因陋就简办起以木薯粉为原料的蛋糕厂,为当地的抗日活动筹集经费。

汪大均返回雅加达后,住在杨新容家,认识了他的妹妹杨秀莲,共同的爱国心、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相爱了,在战乱中仓促结婚。在杨新容家,汪大均和杨新容、王纪元、黄周规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经常谈论抗战工作及华侨前途等大事,相信法西斯必会倒台,抗战必会胜利。他们还讨论了战后要做的工作,决定办一份报纸、创办一所学校,开办一家书店,以便从事宣传教育工作。汪大均向亲友借了一笔钱,共同创办一间“大不同”蛋糕厂,并把这一经验推广到爪哇全岛,作为支援抗日活动经费。日本投降后,汪大均与友人合作开办了“利克力士虎标”饼干厂。在他的精心管理下,工厂不断取得良好的效益。

1943年7月,黄周规发起成立大中贸易有限公司,为支持抗战,为《生活报》的创办,新华学校的复兴作了经济上的准备。

1945年10月,他在雅加达与王纪元、黄周规、张又君、翁福林等人,创办了爱国进步的《生活报》,汪大均任董事兼副经理。

后来,他的妻舅杨新容(海澄籍)在爪哇各地华侨组织了“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开展各种团结抗日及反日工作。汪大均默默地参加了不少团结抗日及反日活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5年3月,周恩来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包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取道香港前往印尼。台湾特务感到这是一次谋杀周总理的绝好机会,于是策划了飞机爆炸。“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发生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周总理在万隆的安危直接决定着“亚非会议”是否能够取得成功,这一点使万隆爱国华侨的心也被揪得紧紧的。万隆会议期间。印尼华侨组成了“印尼华侨支持祖国亲人委员会”,专门组织、安排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起居、外围保卫等项事宜。当时对总理的出行除了印尼政府承担的官方保卫以外,万隆还有数不清多少华侨义务地为总理进行外围值勤。当年华侨总会的秘书长汪大均,以《生活报》、《南洋画报》双重记者记者的身份,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参与了保护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光荣而艰巨的工作。为了给总理探路,他曾经开着私家车,用自己的身体为总理的车队在前方“扫雷”。2005年。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印尼采访万隆会议的见证者汪大均。他回忆了当年华侨用“人墙”筑起保卫周总理的生命屏障,说:“总理出来,我们就把他包围起来。当时我是记者,手里只有照相机,就把它当作武器,万一遇到坏人就用这个打!”

从1950年代起汪大均为维护华人社团的利益做了大量工作,他兼任雅加达华文报纸《生活报》的编辑。他曾倡议中华侨团总会开设一家“平安医院”,为中下层民众,特别是贫苦的印、华族群众解除疾病痛苦。

1950年代末,汪大均先生被推举为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工委秘书长,这是联络协调华侨各个社团、维护华人权益的机构。印尼在50年代末发生社会动荡,他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维护华人权益的工作中去,忙得顾不上饼干厂的事,致使企业经营发生危机。他对自己的信念和行动一向都很坚定,从不退缩,甚至几度因遭人诬陷而失去自由,仍持之以恒,因此威望很高。

1958年,大均先生回国观光,先后游览了广州、福州、厦门、漳州、北京。回到印尼后,他在《生活报》上发表观感录《归来》,共连载了六期,抒发爱国情感,开头一段是:“我乘芝利华轮回国。我在一别二十年的祖国,度过了我生平最感愉快的日子,多么令人兴奋令人留恋的日子呀!现在,芝利华轮又载我归来,回到这美丽的可爱的印度尼西亚!回国时是风平浪静。海上的明月,似乎蕴蓄着更丰富的情感,看来更明媚更可爱。归来时也是一路愉快,使我留下喜爱海行的最深刻而难忘的舒畅的记忆。

汪大均在商业上走入顺境,可能要从1960年代中期算起,其时他与友人合作,开办了宇宙银行。他开始时虽投资不多,因为在经营管理上有见地,在股东中人缘也好,却是颇受推重、很有影响力。后来随股东的变化,他也逐渐成为大股东。传奇性的事件发生在1997年,由于宇宙银行的经营稳健,早就名声在外,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惊慌失措的储户排队从其他银行取款,然后又排着队将钱存到宇宙银行,结果该行一跃而成为印度尼西亚排名第一,是受当地政府表彰的最健全银行。

印尼“钱王”李文正在《怀念汪大均叔叔》一文中写道:“是您建立了平台让我有机会在印尼宇宙银行发挥了我的潜能,您是宇宙银行股东之间的甘草和桥梁。我忘不了您在我得意时给予劝告,在我失意时给与鼓励,你常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您的思想影响了我的一生,知我者莫如您。”

汪大均先生热爱祖国,尤其关心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香港《镜报》月刊、华侨大学、集美大学、漳州一中等,都留下了他无私的奉献。

印尼著名侨领、金融家和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汪大均于2007年3月17日逝世,享年九十三岁。20日晚雅加达举行隆重的悼念大会。印尼华社、文教界及其他社会阶层的代表数百人参加了追悼大会。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兰立俊也参加了悼念仪式。汪大均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族群和谐和印中友好事业上。印尼实行改革政策后,年近九十岁高龄的汪大均先生与华社精英积极创办华文学校新雅学院,为传承中华文化,密切印中文化交流和促进印中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郑来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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