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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巴城首任甲必丹苏鸣岗

2018年10月5日

大航海时代使得中国海商可以与欧洲商人合作,发展海外贸易。明万历年间,福建同安县人苏鸣岗到爪哇万登做生意,后移居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被委任为巴城第一任华人甲必丹,维护当地华人的合法权益,协调荷印政府与华人关系,为海外贸易和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发展以及当地华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胡椒贸易商人

苏鸣岗,福建同安县人,生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少年进过私塾读书,“天资聪颖,能文章,擅武术”。明隆庆(1567年)开放海禁后,海澄月港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港口同安县与漳州府海澄县比邻,“同邑属海滨区,民生期间,多娴水性”,有较好的海洋知识和航海经验,有海外贸易优势。大约明万历十八年(1610年)前后,苏鸣岗“率十数健儿”,乘帆船,远赴南洋,经数月航行,先抵达西爪哇万登。其“十数健儿”中有一人是苏鸣岗的养子。这种携养子进行海外贸易的做法在闽南尤其海澄县相当盛行。苏鸣岗经商数载,稍有获利后,为扩充商业计,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督燕•彼得逊•库恩缔结互助条约。随后于1619年移居巴达维亚。苏鸣岗通晓葡萄牙语及马来语,所以对各种事务都能应付自如,深得当地总督的赏识。

苏鸣岗以万登苏丹国港口为中心,从事胡椒贸易。当时万登有不少漳州、泉州籍的华人充当贸易中介人和采购人,有的华人还到乡下收购胡椒,卖给华人贸易商。苏鸣岗家族的帆船运载各种货物到荷属东印度各岛,从各岛收购胡椒和其他香料出口到中国、台湾和安南(今越南)。他通过胡椒贸易获得了第一桶金。

到巴城以后,苏鸣岗继续发展海外贸易。16至17世纪之交,到东南亚、东亚贸易的华商以漳州河两岸的海澄人、龙溪人,以及同安人、厦门人为主。进入这一领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商人,所遇到的第一批汉人,就是这些地区出身的“福佬人”。巴达维亚(今印尼的雅加达)的苏鸣岗与同在日本长崎的张敬泉(漳州龙溪人)和欧华宇、福建厦门的许心素(漳州人)等,以及先后在泰国大泥和印尼的李锦、菲律宾的黄明佐(漳州诏安人)等,结成了一张华人关系网和亚洲贸易网,对推动东南亚各地贸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一任甲必丹

东印度公司占领巴达维亚几个月后,觉得有必要在数百华人推举一名华人领袖来管理华人事务。苏鸣岗为人公正,素为侨众所服。因此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督于1619年10月11日发布命令,特命苏鸣岗为巴城第一任华人甲必丹。其政府布告如下:

为布告事,缘目前已有400余名华人在吾人保护之下,故亟应由彼等中,指派一人为领袖,俾能维持治安,及解决纠纷。经全体华人选举之结果,Benon(即Suow Bing Kong)当选,于是吾人即任鸣岗为华人之领袖,管理一切民事诉讼,至于其他较重大事件,则仍归吾人办理。

从上述布告来看,华人甲必丹具有处理华人民事诉讼的权责,有逮捕其辖下华人的权力。虽然苏鸣岗拥有此巨大的权势,但对于同胞从不肯滥用。所以巴达维亚华人对于苏鸣岗为甲必丹,非常满意和崇拜。公班衙(华人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称呼)敕赐苏鸣岗金印与符节,以及“一劳甲”(即荷兰士兵13人编组)兵力,把守大门前……呜岗乃求公班衙地一所居住,”昆总督就送一园地作为其府邸,门前挂大灯,书“开国元勋”。

1620年6月下旬,荷印评政院正式成立,苏鸣岗又被任命为评政院议员之一。荷印政府委任苏鸣岗为评政院议员的动机是,当讨论华人一切事宜时,想征求苏鸣岗的一些意见。荷兰赫伦十七人会对苏鸣岗任评政院议员均表示赞赏。“关于华人所有的一切事宜,而诸君竞选鸣岗为顾问,此举确属精明”。所谓赫伦十七人会议,是东印度公司时代,在荷兰对东印度行政拥有极大权力的团体。

自从苏鸣岗担任评政院议员后,凡有关华人利害事宜无不据理力争,解决了华侨聚居于低洼地的恶劣条件,以及向荷印当局争取减少华侨工作时间等问题,深得侨胞支持和拥护。荷印当局为繁荣新建的巴达维亚城,极力招徕华人,又怕华人来了之后,因水土不合而重返中国,因此严禁华人自由离境。对此苏鸣岗据理力争,荷印当局最终同意华人回中国时可以乘坐东印度公司赴台湾的便船。据荷印总督府档案记载表明:苏鸣岗是巴达维亚华人社会利益的最称职捍卫者和备受尊敬的华人领袖。

万登苏丹与巴达维亚荷印政府结怨很深,曾致信苏鸣岗,要求华人捣毁东印度公司。苏鸣岗不同意,认为应当调和各民族间的感情,维持其友谊,而不是挑拨离间,党同伐异。1621年,他协助荷兰商船从万登苏丹王子买到4000袋胡椒,每袋50公斤。当时苏鸣岗极力协助荷属东印度公司与万登苏丹谈判,恢复友谊。荷印政府很尊重苏鸣岗的意见,几次利用华人以进行妥协,而万登的宰相邦奇兰也经常受万登丹华人的斡旋。在华商方面,为保持两地之间的商业和航运业,不致于受阻碍,所以乐于调停东印度公司与万登邦奇兰间的纠纷。1622年秋至1623年春,一名叫杨昆的华商及两名助手代表荷印总督府与万登苏丹谈判。其中一名助手是苏鸣岗的女婿蒙达,另一名助手是原来万登苏丹的合作者,后移居巴城的林六哥。

苏鸣岗任甲必丹十六年,荷属东印度公司驻巴城总督已换了六次。苏鸣岗同历任总督关系良好。他常在自己的寓所接待荷兰高官贵客。在这些贵宾中就有燕•彼得逊•库恩,他经常在黄昏后造访苏鸣岗。1624年1月1日,中国福州派两个特使到巴达维亚拜会荷印总督,商讨荷兰是否从澎湖到撤退,同时是否考虑转移到台湾,以及今后中荷贸易方案。1月7日,荷印总督携两位中国特使接受苏鸣岗接待午餐。在特使与总督商讨荷兰及台湾未来命运等重大政策中,苏鸣岗始终参加,可见他备受荷兰人倚重。一位与苏鸣岗同时代的人称他“以其说是一个商人,不如说是一位官员”,这种看法很能反映这位甲必丹的特征。

作为甲必丹是没有薪俸的,但作为回报,总府把苏鸣岗和两个华人头家作为荷印公司税收承包人。苏鸣岗从1620年就取得赌博税承包权。在征收赌场税收中承包人可抽取20%所得收益。同时,苏鸣岗在协助荷印总督府征收进出口货物税时,也可以抽取一定的金额作为收益。1923年起,苏鸣岗和杨昆、林六哥先后获得屠宰税承包权,上交给总督府承包税额后,剩下的部分归承包人所得。

当时爪哇人和婆罗洲人大部分尚通用锡钱。1633年,苏鸣岗和和另一名华商容观合作,从荷印政府取得铸造锡钱权,设立铸币工厂,负责为荷印政府制作零用锡钱,用于荷印政府在爪哇和加里曼丹各地进行贸易。

巴城建设功臣

1619年,苏鸣岗从万登移居巴达维亚时带了一批华侨,并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引进农民、木匠、铁匠、泥瓦匠等前往巴达维亚开发建设。在巴城市政建设中,苏鸣岗联合杨昆、林六哥、容观等华商向荷印政府巴城总督提供建筑用木材、石灰及石料等建筑材料。

1630年,巴城新总督雅科思•斯佩克斯下令挖掘巴达维亚城堡南面的运河。几个月内已缩减到1200人的巴城华人人口又增加到2000人以上。苏鸣岗对巴城的规划和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年3月至7月,巴城华人为这些公共工程提供了16368元(里尔,Rials)的资金。1631年,苏鸣岗联合杨昆、林六哥等承包了这条芝里翁运河工程,把河建成一条直线。这条运河河宽30公尺,以方便从海口的货船直接到城区。同时在河的两边分成一格一格有规划的建设区域。

1632年,斯佩克斯总督任期届满,华人头家们赠送他一面精致的纪念奖牌以表示对他的谢意。奖牌的一面铸有一幅当时巴城的地图图案,另一面铸有用中文和拉丁文写的对这位总督的溢美之词。这枚纪念奖牌还保留在荷兰历史博物馆。斯佩克斯的后任亨立克•布劳韦尔总督曾强调巴城华人不可缺少的作用。他在1635年12月27日给公司董事会的信函中写道:“(巴城)荷兰市民没人愿意承包诸如疏通河道、供应木材、石灰、石料等项建筑项目,只有华人愿意承担这些项目。没有华人的协助,巴达维亚城堡的建设及城区现有的扩展恐怕要推迟许多年才能完成”。

台湾拓垦先锋

1636年7月,苏鸣岗辞去长达17年任期的甲必丹职务,由他的好友林六哥接任。他决意要回中国故里同安,所以把巴城靠近市政府的赫伦街豪宅以7200元(里尔,Rials)卖给一位荷兰高官。同年,他乘坐荷属东印度的战舰于8月5日到达同属荷兰东印度公司管辖的台湾。他此行的目的有二,一为发展巴城与台湾之间的商业,二是为了回乡省亲。但是他的两个目的都不能实现。发展两地之间的商业,有种种困难。而当时明朝政府对于私自出洋的华侨回国,往往加以逮捕或放逐,他害怕回乡受到追究。

当时台湾总督府急需一位华人翻译员,总督挽留苏鸣岗担任此职。他不得已受聘任职三年。这一年,台湾荷兰当局邀请苏鸣岗到赤坎从事农业拓垦,并在赤坎授予他18甲土地种植水稻和甘蔗。苏鸣岗在赤坎修建石屋居住,并从中国大陆有组织的招揽许多有经验的农民及相关工匠移居赤坎,正式开启汉人移居台湾的拓垦的历史新一页。据档案资料显示,1933年,大陆汉人移入台湾约800人,至1638年已增至1万人以上。

苏鸣岗种植的稻米和甘蔗第一年就大丰收。赤坎区粮食达到自给自足,并能外销获利。苏鸣岗在赤坎农业专区垦作成功,其农垦作业方式成为台湾商馆持续推展农业的模式,主导了台湾农业经济未来发展的走向。

苏鸣岗在台湾虽然名义上是顾问,但他决意重返巴城。台湾政府知不能留之,同意他回巴城。1639年2月25日,他由台湾开行,直到3月14日平安抵达巴城,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威望。他在巴城中街另买了一座豪宅居住。

华侨遗产局长

1940年,巴城政府设立华侨遗产局,其宗旨是为防止华人遗产的纠纷与舞弊,而遗产局长最适合的人选,无过于苏鸣岗。于是他被委任为华侨遗产局局长,另委任一个华人领袖助之。自此以后,凡遇到华人遗产发生纠纷事件,经过苏鸣岗的斟酌处理,无不迎刃而解。苏鸣岗任遗产局长直到去世为止。

苏鸣岗晚年在巴城除继续经商外,还经营债务借贷与货币买卖。1644年4月8日,苏鸣岗病逝与巴城寓所。荷印政府允许在其宅停柩一个月,以待坟墓的竣工。5月葬于闍迦多罗路的自家园地芒果露亚,其墓碑正中刻着:“同邑明甲必丹苏鸣岗墓”。

苏鸣岗留下的遗嘱指明把财产,包括三间豪宅和城外的一块园坵及许多金银珠宝和一些现金留给夫人李英华。苏鸣岗的遗嘱中提到的有一位女儿吉娘在中国同安,另有两个女儿兴娘和惜娘是同峇厘妻子所生的。傅吾康等人编的《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的英文注释中提到苏鸣岗的儿子叫Toncqua,生于1610年,卒于1660年,孙子叫Souwgo Equa,亦名Souw GoeQua,生于1650年,卒于1708年。1770年,Suowgo在巴城的后代声明芒果露亚圆地是他们祖先的安葬地,向政府申请获得墓地权,并于1909年加以修葺。1929年,巴国公堂拨款2500盾重新修葺,墓前建一穹门,上刻“苏鸣岗墓道”。2008年,印尼成立“甲必丹苏鸣岗基金会”,将苏鸣岗陵墓加以考据和修复。2012年4月,陵墓修复完成,列为历史古迹。

                            郑来发(中国)

                (作者系福建华侨历史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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