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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岛华人史迹)印尼杰出的华人医生柯全寿

2019年2月28日

柯全寿(1893-1948),祖籍福建海澄县三都东屿村(今厦门海沧东屿村),出生于印尼中爪哇的沙拉迪加。其父亲是数代侨生,以经营小杂货店为生,有四子三女,柯全寿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三。

柯全寿自幼念过一、二年的中文私塾,也曾在马来文学校读过书,1908年到三宝垄荷华中学高中部就读。1913年赴荷兰,考入阿姆斯特丹莱登大学医学系。1920年毕业后留在阿姆斯特丹殖民地学院专门研究热带疾病。一年后返回雅加达,先后在中央医院和巴斯德菌学院工作。1922年辞职开设私人诊所。

首倡创办养生院

荷兰对印尼进行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使这个热带岛国人民沦为半农奴和贫民,一贫如洗,民不聊生。荷兰殖民者还将华侨视为次等公民,采取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政策。在爪哇实行《居住区条例》和《通行证条例》,限制华侨的居住和行动自由。荷兰总督署的汉务司则专门监视侨团负责人和侨校教师的言行、检查教科书和其他读物,限制华侨的思想言论自由。

柯全寿作为医生,经常接触许多下层社会的穷苦患者。当时雅加达缺医少药,许多印尼人和华侨贫民因为付不起荷兰医院的高昂费用而常常延误治疗,以致死亡。不少人有病就去求神问卜,尤其是许多产妇无钱上医院,而去找巫婆用土法接生,致使产妇和初生儿的死亡率居高不下。据统计,当时欧洲侨民的婴儿死亡率为9%,而华侨婴儿死亡率却高达40%。就是住得起荷兰医院的华侨,病人也常常受到荷兰医护人员的种族歧视和粗暴对待。柯全寿本身就经历过被歧视的遭遇。有一次他和荷兰妻子一同前往游泳池,进门时只允许他的荷兰太太进去。柯全寿因为是华人而被拒之门外。这一次种族歧视的打击,让柯全寿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因此他决定与荷兰太太离异。后来他向华校女教师李梅学习华文,并结为夫妻。

柯全寿决心创办一所医院,为印尼人和华侨服务。他联系了一批医生朋友和华侨领袖,得到了积极响应和热情支持。1924年,本着奉行济世救人、慈善为怀、乐善好施的理念,柯全寿与洪渊源、杨恒鉴组成了创办医院临时委员会,起草章程,物色人选,寻找地点,终于租了一所有一厅四个大小房间的砖房,取名为养生院,并于同年12月28日正式成立,由柯全寿担任院长。时任雅加达市市长冒雨前来祝贺,在致词中说:“这倾盆大雨浇灌着养生院种下的种子,它一定会茁壮成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1925年3月11日养生院设立门诊所。当时只有柯全寿、洪英才、蒋文基和郭文南几名医生和护士志愿进行义诊,大家都没领工资,有时还自掏腰包付车费,连医疗器械也是借来的。病人是否交费,悉听君便。第一年就诊治了两千多病人。

据养生院章程第3条规定:养生院的职责是“医治病人及为产妇接生,尤其注重救治贫穷病人。诊费从廉。训练女护士及助产士,定期对群众讲解卫生常识及养育婴儿方法。”因此养生院克服重重困难,设立了婴儿部和孕妇门诊部,挽救了许多印尼人和华人的孕妇与婴儿。养生院并不是专为华人服务的。贫困的印尼原住民也可以在养生院得到免费的医疗。多少年之后,在养生院妇产科出生的一些印尼人还念念不忘自己是“养生院的婴儿”。 1963年有一位印尼人告诉洪渊源说:“我母亲常讲,我哥哥姐姐都在生下后不久死去,而我是因为有了养生院才养大的。所以我以自己是‘养生院之子’而感到骄傲。”

作为院长的柯全寿,又是医生和专家,养生院全靠柯全寿精心领导,印尼华人社会、学校和各界通过义演、义捐、义卖筹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柯全寿提出“为病人服务”理念,养生院业务蒸蒸日上。

1931年10月1日,在中华会馆和广大华侨的支持下,柯全寿以8万盾购置了芒加勿刹大街137号的一块约4公顷的地皮,举行奠基仪式,正式兴建医院。经过柯全寿和董事会的努力,终于建成第一座门诊大楼,也是一所学科齐全的综合医院。后来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捐建了一座病房大楼,使养生院拥有500张病床的住院部大楼和可供500名护士学习及住宿的护士大楼。

1940年柯全寿又专门设立一所养生院分院,取名“同善堂”,专门收治年老多病的贫民,收费极低,甚至免费。

柯全寿不仅亲自参加治疗工作,还经常到侨团和学校宣传医疗常识。他也亲自研究防治当地一些疑难怪病,例如发现婴儿染上惊风症,是因为敷用一种含铅量甚高的爽身粉,或者服用了含有铅毒的朱砂。他主动写出医疗报告送政府当局,后由政府禁售此类爽身粉和禁服朱砂,从而挽救了无数婴儿的生命。印尼一些华人吸鸦片严重,他摸索创立一套戒毒治疗法,治好一批吸食鸦片的吸毒者。

柯全寿一生为养生院辛勤工作,为印尼医疗事业立下了卓越功勋,但他生前一再交代夫人李梅和四个孩子:“养生院不是我个人财产,你们以后无论生活怎么困难,都不能去贪吃养生院的一口便宜饭。你们只有为发展养生院贡献自己力量的责任”。

支持祖籍国救灾抗日

柯全寿热爱出生地印尼,也热爱祖籍国中国。1931年,中国江淮大地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灾区涉及湖北、安徽等8个省区,其受灾总人口计五千多万,有40多万人死亡,受灾农田近1.5亿亩,而在人口集中的相关城市灾况更显惨重。对这次灾害,时人有“洪水横流,弥溢平原,化为巨浸,死亡流离之惨触目惊心”之谓。受灾严重的地方,武汉可算典型之一。

远在千岛之国的柯全寿得知后,立即行动起来,一方面自己出资购买药品,一方面发动华侨捐款购药,并派遣养生院的施文连和陈全丰两位医生等志愿者,携带大量药品,奔赴武汉参加救灾治病和防疫工作。

1934年柯全寿到南京出席远东热带医学会议。在会上他作了题为《铅毒 与华侨儿童》的科研报告,并与同行们交流了医疗方面的经验。此外,他还热情地接待和培训前来雅加达学习的中国医生,传授他们养生院创造的戒毒治疗法,以便他们日后能更好地救治中国的“瘾君子”。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柯全寿立即投入到海外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去。当时荷属东印度(今印尼)的华侨组建了十几批医疗救护队,其中第十三队是爪哇华侨救护队。

他们携带大量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奎宁丸)等药品,开赴中国抗日前线。他们在前线和后方救护运送伤兵,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他们的爱国热情丝毫不减。据《新华日报》 1938年1月27日、5月7日和6月18日的连续报道:“1937年10月,由吧城(即雅加达)中华总商会主席庄西言主持,名医柯全寿负责计划,许启兴负责筹募经费,准备组建一支吧城华侨救护队。自登报后,应征者竟达400人,结果挑选了医生4人和看护15人,由吴英璨医生为领队,配备救护车9辆,携带大批药品、医疗器械,于12月10日由吧城出发,奔赴广州、长沙、徐州、许昌、信阳等地进行战地救伤工作。1938年6月辗转到达武汉,6月16日,侨务委员会设宴慰劳华侨救护队。”

柯全寿先后组织了四批医疗队,每批十多人。他们在抗日前线救死扶伤,受到中国红十字会的称赞。柯全寿还和洪渊源、司徒赞等侨领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募捐和购买了大量的急救药品、救济品和慰问品。从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柯全寿共募捐到5000余万港元,连同各类物资,陆续分别寄给中国红十字会和在香港的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再转发给中国各地的抗战军民,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时还捐赠了三十多辆救护车。

1942年日本占领印尼后,柯全寿被关进西冷华侨集中营。半年后被转移到万隆郊外的芝马圩国际集中营,亦称爪哇拘留所或万隆拘留所。其中已关押33个国家的外交人员、商人、学者等9500余人。后来又增加从西冷集中营转来的柯全寿等542名爱国华侨,其中有庄西言、梁炳农、张添聪、沈望金等著名侨领。很多人备受酷刑折磨而死。柯全寿在条件十分恶劣的集中营内,仍然坚持救死扶伤,为许多难友治病,并设法弄到一些药品,挽救垂危的难友。日本投降后,幸存者于1945年8月27日获释。此时难友们要答谢柯全寿,都被他婉言谢绝。

反对殖民主义,支持印尼独立

柯全寿热爱他生于斯长于斯的美丽富饶的印尼,十分同情在荷兰殖民统治下遭受深重灾难的印尼人民。所以他一贯反对殖民主义、支持印尼的独立运动。当时根据满清政府1909年3月18日制定的国籍法,采取血统主义原则,柯全寿是中国籍的印尼华侨(即侨居印尼的中国血统侨民),但因为他出生在荷属东印度的爪哇,根据荷兰政府1892年12月12日制定的国籍法,采取出生地主义原则,他也是荷兰属地的臣民(onderdaan),因此,他具有双重国籍。虽然如此,他一向主张保留中国籍,反对荷兰的国籍法。他曾任苏加诺领导的印尼民族党的机关报《印尼青年火炬报》的撰稿人。1932年10月他召集支持印尼独立的华侨报纸负责人会议,商讨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 

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潮流中,柯全寿除了非常关心民生问题,在政治上也热心支持华侨创办的《新报》,并成为“新报集团”的主要成员。华文版《新报》于1921年2月21日在雅加达创刊,总编辑先后有谢佐舜和宋中铨。“新报集团”的核心成员有历任的社长或总编辑洪渊源、朱茂山、侯德广、郭恒节、郑坚成、郭克明等人以及养生院院长柯全寿医生。办报方针是宣扬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华文化; 反对荷兰国籍法、反对华侨服兵役和参加荷属东印度国民参议会;反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支持印尼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公正的斗争,倡导中印尼友好团结。他也在《新报》撰文抨击殖民主义者的罪恶,并发表有关医疗保健知识的文章。 

正是由于洪渊源和柯全寿在印尼各界人士中的声望和影响力,在印尼共和国刚刚宣布独立的1945年9月,苏加诺总统和哈达副总统就率领20多名内阁成员,一起约见洪渊源先生和柯全寿医生,同他们交换关于解决印尼华人国籍问题的方案。柯全寿当场表示赞同印尼政府采取出生地主义的国籍原则,赞成印尼华侨选择印尼籍。接着,洪渊源和柯全寿还被任命为印尼共和国中央政府派赴苏门答腊岛的访问团成员,帮助共和国政府协调解决当地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显然,在苏加诺总统和印尼共和国其他领导人的眼中,洪渊源先生和柯全寿医生是印尼华人的代表,也是印尼人民的好朋友。

1945年9月荷兰军队卷土重来,已宣告独立的印尼人民被迫奋起进行抗荷独立战争。柯全寿及时成立养生院红十字会,并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临时代理机构。他以此机构领取,运送和分发药品给各地的印尼游击队和民众。同时他也组建筹款委员会,每月将数万盾捐款、药品和衣物送给印尼红十字会转给印尼军民。

1948年3月9日柯全寿乘车到万丹地区视察红十字会工作,后又赶回雅加达接待荷兰医生团,次晨又匆忙到养生院查看病人情况,接连数日马不停蹄地奔波、忘我工作。终于因操劳过度,昏倒在地,不幸于3月14日病逝,时年55岁。首都雅加达的各界人士和居民组成壮观的殡葬队伍,沉痛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随后在养生院前面竖立了在碑顶部有柯全寿半身铜像的纪念碑。碑文用中印尼两种文字刻写着:“……他把一生献给病人,特别是一贫如洗的病人,并且引导和带动同仁们投入这个服务事业。”

1965年6月1日养生院更名为胡沙达医院。1971年6月25日被雅加达市政府列为雅加达中心区第三公共医院。但上年纪的当地人仍习惯称它为“养生院”。

柯全寿毕生始终热爱出生地印尼,也热爱祖籍国中国。他的一生为了挽救无数贫穷的妇婴和孤寡老人,创办了养生院,努力开展慈善医疗和养老公益事业。同时大力支持印尼的独立运动和中国的抗日救亡活动。为此,他付出毕生的精力和宝贵的青春年华,作出了无私的奉献,真正做到大爱无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印尼与中国两国人民友谊的典范,也是印尼华人学习的榜样 。

2017年7月11日,柯全寿家族后代,现居荷兰的华裔柯崇麟夫妇在厦门市思明区侨联的协助下来到厦门海沧东屿村寻根。海沧区侨联主席杨建良、海沧侨史研究会副主任廖艺聪等参与了该活动。期间,柯崇麟夫妇在东屿村柯氏家庙享德堂柯志超会长的带领下,参观了东屿村柯氏家庙享德堂、大夫第及东屿村村貌等,之后柯崇麟夫妇与东屿柯氏族人举行座谈。柯崇麟先生表述柯全寿家族移民印尼,距今可考的已有六代,他们家族墓碑上写有来自“东屿”的字样,多年来他们一直坚持寻找家族祖先祖籍地。祖籍地欢迎柯崇麟夫妇一行来到海沧东屿,敬仰柯全寿华人医生情系祖籍国的光辉事迹,并表示海外华侨华人的根永远还留在故土。   

(中国)郑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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